从这个角度说，学哲学、用哲学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所必然要求的。

从道的立场强调生命重于一切，是先秦道家各派的基本观点。2.采真之游的审美境界 《天运》在提出至人采真之游的人生意境时是这么说的： 古之至人，假道于仁，托宿于义，以游逍遥之墟，食于苟简之田，立于不贷之圃。

所谓唯道集虚，意指透过心的专一，心灵就能与道结合，道就能落到虚的心境上。老子崇尚见素抱朴（第十九章），庄子学派继而主张素朴而民性得（《马蹄》），以朴质为真，以朴质为美（《天道》：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。夫恻隐之心与怨毒忿戾之心，其有感于外而后出乎中者，有不同乎？苏轼也指出孟子性善论的缺失说：昔者孟子以善为性，以为至矣，读《易》而后知其非也。庄子学派则对人性作哲学性的解说，提出人性为生命本质的界说。陶渊明的诗被誉为一语天然万古新，豪华落尽见真淳的文字风格⑨。

作者目睹上流社会群起危身弃生以殉物有感而发，用隋珠弹雀的典故譬喻生命比外物更为重要，强调生命重于一切。⑧ 《马蹄》：彼民有常性，织而衣，耕而食……其行填填，其视颠颠。（一）20世纪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 谈到现代性的儒学、或现代儒学，20世纪兴起的现代新儒学无疑是一种典型。

[55] 朱熹：《周易本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。这套原理包含许多范畴，形成一套复杂的理论结构，这里限于篇幅，仅讨论其核心结构，即仁→义→礼的结构。经济活动及其权利主体并不以家庭为单位。在中国，王权时代的治理方式是贵族共和。

这正如标志着西方观念现代化转型的文艺复兴，乃发生于中世纪的后期。[④] 王鉴平：《冯友兰与新实在论——新理学逻辑分析法评述》，《社会科学研究》1987年第2期。

[23] 黄宗羲：《原君》，《明夷待访录》，中华书局2011年版。这是误读了现代新儒学的形上学，以为那只是前现代的、传统的心性之学。二是独身现象的世界性增长趋势，愈发达的国家独身者愈多。[59] 朱熹《孟子集注·公孙丑上》卷三：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，情也。

这才是孔子关于礼的更根本的思想：礼有损益。按照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张君劢和徐复观《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》的说法：尽管中国文化历史中，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，与西方之近代的科学，及各种实用技术，致使中国未能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化。假如以为一旦汲取了外来因素就不再是儒学了，那么，宋明儒学也就不是儒学了，因为它也汲取了外来因素，亦即佛学。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：中国正在现代化。

孟子有一番话，被认为是儒家主张爱有差等[45] 的经典表述：君子之于物也，爱之而弗仁。上文也谈到，自轴心时代以来，哲学形而上学形成了一种形上-形下的思维模式。

儒家不仅视仁爱为人的最基本的情感，[41] 而且以仁爱情感来阐明一切存在——不仅以之阐明善何以可能，而且以之阐明恶、及其克服何以可能。[22] 王艮：《答问补遗》，见《王心斋全集》。

[58]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。[80] 与礼（制度规范）的损益性不同，义（正义原则）具有普遍性，古人谓之通义，这是因为：义或justice仅仅意味着一系列抽象化的、原则性的判断：公平的、公正的、正当的、恰当的、适当的、适宜的……等等。[15] 朱学勤：《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——从〈政道与治道〉评新儒家之政治哲学》，《探索与争鸣》1991年第6期。[18] 王阳明虽然谈《大学》古本，但仍尊从四书体系。当然，实际的大陆新儒学远非所谓以蒋庆为中心、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[26]，而是一个很大的群体。作为儒学现代化的一种典型形态，现代新儒学内部尽管存在着若干差异，却有一个突出的共性，那就是儒学的哲学化，谓之儒家哲学。

这样一来，其思想理论之悖谬就可想而知了。这种吊诡现象，其来有自，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并未明白究竟何为儒学，儒学的本来面目及其基本原理已被长久地遮蔽了。

他们之间唯一的底线共识，似乎仅仅只是儒家这个标签。[30] 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见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梁漱溟卷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33-34页。

但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之文化思想，没有民主思想之种子，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，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，亦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，自古即轻视科学实用技术的。家庭财产也非不可分割的东西，夫妻双方的经济收入是各自独立而自由处置的。

[48] 黄玉顺：《孟子正义论新解》，《人文杂志》2009年第5期。【摘要】目前学界、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，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，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。这些语义涵项可以分为两类：正当。然而事实正相反，这里存在着一种必然的逻辑：人们的生活方式必定会在他们的文学艺术、宗教、哲学等观念中反映出来。

[54] 儒学也有中外之分，不仅存在着韩国儒学、越南儒学等等，还有诸如美国的波士顿儒学、夏威夷儒学之类，参见蔡德贵：《试论美国的儒家学派》，共识网（www.21ccom.net）。[⑨] 因此，我们可以由此来分析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。

那么，市民生活方式中的社会主体又是谁？人们容易想到家庭的现代形式——核心家庭。学界经常有人批评现代新儒学内圣开不出新外王[15]，其理据之一是：前现代的形上学怎么可能开出现代性的形下学？两者根本不能接榫。

《孟子》：《十三经注疏·孟子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[24] 王夫之：《尚书引义·太甲二》，中华书局1976年版。

有怎样的生活方式，便有怎样的人的主体性，诸如宗族、家族、公民个人等。须注意的是，他们并非统一的学派。[78]义是为礼奠基的价值原则。正是在这样的本源视域中，儒家建构起自己的一套原理。

关于这套原理的更为详尽的叙述将在下节展开，这里在历史哲学的范畴下简要叙述：作为生活的显现样式，生活方式的演进乃是一切历史及观念史的本源。《美德还是腐败？——析〈孟子〉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》，载《哲学研究》2002年第2期。

唯其如此，诸如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法治这样的观念才必须被列入核心价值观，因为这些观念无不基于人之人权。（二）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上文描述的民权社会，究竟是否确为中国社会的历史趋向，乃是当代中国、以至当今世界的重大课题，关乎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—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。

人们也是以个人的身份参与政治生活的，如选举与被选举，他们也不代表家庭，而只是作为个体的公民。唯其如此，儒学以仁爱情感为所有一切的大本大源，此即《中庸》所说的不诚无物[65]：假如没有真诚的仁爱情感，一切存在者都不存在。